尼国二年十月中旬，元城。
《尼国律令》经过我和佘向纯，以及“法律顾问团”的不懈努力，耗时整整一个月，终于形成了一部极其……粗疏的法典。不过没关系，我宣布未来一整年为试点年，对已经制定的法典进行试行考察，并随时修正。
《尼国律令》分为宪法、刑法和民法，这是借鉴了后世的经验。
宪法为总纲领，规定了尼国全体国民的权利和义务——肯定不能照搬照抄后世的经验，无论是儒家的、法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都不能套在当下的尼国。我也头疼了很久，最终决定，宪法先列极其简洁的几条，终我一生不断完善，死后形成“祖制”。
既然是祖制，便不能随意添加内容了，免得后人不敢改导致故步自封，像明朝连“海禁”之类的具体事项都列为“祖制”，搞得后人只能惨兮兮的种地挨饿，直到海匪倡乱到不可收拾后才逐步开海。再例如，“不能征伐日本”（不征之国）居然也是祖制！无论是因为传说中的“举国茹素”，还是洪武太祖认为渡海进攻经济上不划算，怕子孙后代穷兵黩武，从而把这种东西列成祖制，都造成了严重后果。后人在对日关系上如何施展？丰臣秀吉死后，日军撤离半岛，明神宗万历帝曾萌生渡海进攻日本本土的想法，便因“不征之国”的祖制作罢，若逢其时而攻其国，是否便能避免数百年后的血雨腥风十四年呢？不得而知。至于清朝就甭提了，戊戌六君子的故事人尽皆知，因为闭关自守拒绝改革，庞大老旧的帝国一息之间便烟消云散。
鉴于此，制定“祖制”——宪法的时候，我可是绞尽了脑汁，不能留下任何挖坑的条款在里面，从而束缚子孙后代的手脚，因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影响发展。因此，需要放一些“万世不移”的总纲性的条款在里面，说白了，最好是那种“大空话”，无论什么时代都不落伍的条款，试举几例：
第一条，尼国国民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上至国王，中至诸侯、高级官员，下至每一个国民，都无权无理由、不经过审判，便剥夺其他国民的生命。
这一条我相信绝对是划时代的，甚至佘向纯看到后都是一惊，本能地抬头看我，妄图从我眼中看出点什么——他也发现这一条主要就是约束我本人和后面历代国王的。君主不能随意杀人，这听上去很不“君主”，古代华夏就没有过这样的时代，西方也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各国君主才对领民丧失绝对的生命控制权的。
但我坚持这么做，因为将其充作“祖制”之后，尼国便成为了一个十分维护“人”的权利的国度。不光国王受到约束，此后，高官不能肆意欺凌百姓，贵族不能随意打杀平民，主人不能任意处死奴隶，生活在尼国，无论什么情形下，人的生命是有保障的，换句话说，起码能活着！
我相信，一旦如此，人的生命权利将成为尼国上下的共识，令大多数人在“杀人”这条罪名前望而却步。当然，至于这条祖制能不能约束后代君王，我不得而知，因为执法部门肯定不能按照这一条处死犯有命案的国王，最多能够令贵族和高官伏法。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像刚刚新鲜出炉的《婚姻法》，虽然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随着农业社会男性在经济领域占据绝对优势，诸如“包二奶”、“找小三”、“养外宅”等事情肯定无法杜绝——即便是几万年后的2022年也不稀罕。但是，理念一旦种下种子，生根发芽，便能有效遏制变坏的趋势，维护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形下的利益，令违反律令的人始终冒着付出代价的风险，这便够了。
当然，我在定祖制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步子迈太大扯着蛋”的风险。比如，上一条宪法，我几经考虑，将此前“生命”后面的“财产”俩字划掉了——给予国民完整的财产权是近代国家才能做到的事情了，在这个原始的尼国，真要搞“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可真是……想想就不可行！
《刑法》列出了杀人、抢劫、强暴、贪污、受贿等情形较重的案件处理方法。这些其实历朝历代，哪怕后世的现代社会其实理念都差不多，基本理念便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即量刑的尺度与犯的事情大小需要匹配，并结合自首、未遂、中止、举报、立功等情节酌情增减。
《民法》则比较杂，除婚姻法外，还有经济法、教育法、兵役法、徭役法（实在没办法，建设任务太重，本不想用这个词的，唉）、治安法等等，均就社会生产、生活的一个或多个领域的事务，规定了各类情形发生时的处理方法。这其中还夹杂了许多我个人的“情结”，有些甚至并不是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存在的法律，而是古代的律令。如：诬陷一经查实，反坐之。即若某人诬陷别人杀人，查实了子虚乌有后，就当做诬陷者杀人了，把他按杀人的罪名处死（或其他刑罚）。这个条令的恢复来源于我们那个时代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案”——被撞反讹案。
其实事情本身并不大，无非是彭某救助被撞倒的老人反被讹诈，最终赔了几万块钱，连刑法的边儿都没摸到。说是“大案”，主要是就其影响之深远、后果之严重、讨论之广泛的无奈综合考量。
此案的发生和广泛讨论，直接导致我国在扶老人这件事上的道德断崖式滑坡（强调不是全民道德，仅是“扶老人这件事上的道德”）。事情发生后的十几年，老人每当摔倒，路人的表现都极其冷漠——绝大多数直接无视，少部分有良心的拿着手机边拍边扶，或者报警后走人。关键是，此现象根本无法再次改变扭转，因为，“做好事”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的收益和成本核算。
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好事？说白了还是经济学，因为做好事产生正激励（即收益），即“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有道德”的心里满足感，如果这件事没有损失（即成本）或者仅有些许时间损失，则人们倾向于去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学校从小就教育学生们要讲美德、做好事，同时弘扬一些好人好事案例，便是为了提升人们做好事后的“心里满足感”，扩大收益使其大于成本，令交易发生。但是，经济学的冷酷就在于，若成本大于收益，则交易一定不会发生。问题来了，若某些“交易”（即做好事）存在高成本呢？
答案也显而易见，看看此案后老人们摔倒后路人的表现就知道了——因为做这件事有成本，计算公式为：可能被讹的钱×被讹的概率，大概是几万块×X%，这个概率没有数据支持不确定，姑且就当算出来几千块钱吧。问题来了，对于绝大多数996的社畜来说，什么“道德满足感”值几千块钱？没有，也不可能有，因此交易不会发生，可怜的老人们只能继续躺地上等警察来了。
上述交易不会发生的关键在于成本过高，而不在于道德满足感太低，因此沈腾在小品中大喊“老人倒了不扶，人心就倒了”之类的宣传绝对没用，关键还是在于降低成本。在收益没法提高之时（国民素质并不是人均郭明义），想降低成本，要么把上述公式中的钱数降低，要么把被讹概率降低。不过钱数上没法做手脚，因为这个赔款是完全跟着老人在医院开的发票上的金额来的。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即：降低人们被讹的概率，廓清寰宇，让社会风清气正，让讹人之事再不出现——很可惜，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