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此争议的出现自然与陈寿在《后主传》中的原话：【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大意就是蜀汉没有修著国史，也没有专门负责记录的官员，所以发生的事迹多有遗漏，灾祸祥瑞也没有记录在书中。武侯虽然擅长治国理政，但像这样，也有不足的地方。
基于此，产生了不少对立的看法，更有人因此阴谋论，觉得陈寿或是记恨在心或是卖主求荣，凭空捏造来污蔑诸葛亮和蜀汉政权。
但根据史实来看，事实明显并非如此。
中华大地很早便有了记录史书的行为，甚至先秦时期更有史官三死未改史书一字这般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孔子所作《春秋》更是历来被列入五经之中，历来作为文人求学必读典籍。
不过这些史书大都是各个诸侯国史，即便是被后世认为打破了官方对史学垄断的《春秋》，也被认为是脱胎于鲁国国史，尽管收录了不少其他诸侯国发生的大事，但其中所叙也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国别、地域的影响，与后世普遍而言的史书（尤指正史）存在很大差别。
而第一部正史，乃是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但却是个人私撰，并且在西汉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即便是诸侯王索要也不被允许。
【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王刘宇）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甚至在司马迁本人给友人任安的回信《报任安书》中预感到了汉武帝可能会焚毁自己的心血之作，说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直到近两百年后的东汉时期，余波仍在延续。
东汉开年，喊出“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壮语的班彪效仿司马迁，获麟未完《史记后传》，其子班固继承父亲遗志，继续着手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