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四本来是向着修盖厕所的桌子走，听到东城挖排水沟，便又停下了脚步，改变了方向。
并不是哪个活儿更加轻松，而是东城离家近，更加的方便。
劳力们已经习惯了规矩，排着队走到桌前。
官员负责登记，衙役则负责挑选，看着比较精壮，不是病恹恹的样子，便算合格，发放号牌。
每天收工，拿着号牌领薪酬。如果一天干不完，号牌不收回，第二天到工地再报到即可。
“都好好干，别偷懒。”衙役大声警告着，“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活儿，你们可要珍惜机会。”
这些衙役多是何春义和杨起隆发展组织的义军，已经分散安置到京城周边的官府，还有部分人参了军，部分人回乡领地耕种。
孙老四接过号牌，点头哈腰地陪着笑，心中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当时的米价定为每斤二十五文，差不多等于每斗两百五十文，相比于南方，高了约一倍左右。
但要和满清败逃前石米五两银子的昂贵价格相比，却又低了一半。
定价也是一门学问，朝廷将价格定在这个标准，使得国家和粮商都有赚钱的利润空间，也与北方的供求情况联系起来。
国家赚了钱，能够采购更多的粮食；粮商有钱赚，贩粮的积极性也能够保证。
等到北方农业逐渐恢复，市面上粮食数量逐渐增加，粮价也会慢慢降下来。用黄立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而对北方百姓来说，粮价的大幅降低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大明的好处，谁也得承认。
以工代赈，每个劳力中午管顿干饭，一天还有四五斤粮食收入，家里就算人口多，喝粥也不会饿死。
这样算下来，官府给的工钱简单就是剥削。
但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对于处于饥饿线上的北方百姓来说，却是大大的惠政，只能是感恩戴德。
孙老四把号牌系在腰上，领了工具，等人招齐，便在几个衙役的率领下，赶往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