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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一开口就是暴论(1 / 1)

五十年代末,汪增其被批判,下放到武城的农场去刨粪,他只能苦中作乐。

回家探亲的时候,他跟妻子笑着说冬天刨粪根本闻不到臭,崩到身上的也都是冰渣子,一抖就落地上了。

却不谈在零下一二十度的户外,他铲着这样又臭又硬的冰碴,做着与自己身体和精神完全不匹配的工作,到底是怎样的磨砺与辛酸。

后来那个年代,他在京剧团醉心创作,写就了《沙家浜》等好几个经典戏剧,传唱一时,可是结果等到事情平复,他反而又因为参与这些工作被调查。

当年写得有多好、有多受欢迎,此刻受到的反噬就有多强烈。

就这样,汪增其谨小慎微的生活到了1980年,若不是好友们的支持和人民文学、燕京文学这些编辑们反复的鼓励、做工作,也许他早就已经彻底放下他写作的笔。

结果当他拿出一部《受戒》,把人世间的美好与纯真写得淋漓尽致,却被人质疑为“写的挺好,但这有什么意义?”

直至今时今日,在刘培文的座谈会上,汪增其依然要躺枪,依旧要咬牙忍受别人的嘲讽。

是可忍,孰不可忍?

刘培文心中越想越气,等到该他发言的时候,这股抑制不住的怒意已经成为了一柄利剑。

于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暴论。

“刚才听了诸位同仁的点评和分析,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吧。”刘培文淡淡地说。

“我认为,今时今日,如果有人坚持认为文学必须要有所批判,有所揭露,而不可以歌颂美好,不可以表达人世间的美,不能单纯只为讲好一个故事而努力,那他就是文学的罪人!甚至是文学的掘墓人!”

“刘培文,你这话什么意思?给谁扣帽子呢?”有人立刻就坐不住了,站起来斥道。

“我没有给任何人扣帽子,我说的是有人,也不一定是在座的各位,请不要急着对号入座。”刘培文也没起身,就坐在那里继续平淡的说着话。

刚刚站起来的人立马尴尬了起来。什么意思,对号入座的是我对吧?

“咱们国家的文艺发展的标准,一直是双百方针,”刘培文继续说,“其核心精神就是文学艺术应当可以自由的发展与讨论。文学应不应该响应社会发展需要?应不应该有批判的作用?当然应该、太应该了。”

“但是如果因为有需要,就认为文学只能用来批判、揭露,不能歌颂美好,那这样的文学,还能叫做文学吗?”刘培文质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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