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提到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无法避免的群体，农民工。
因为这个称呼带有歧义，所以现在的官方文件和官方新闻媒体中，已经把这个称呼为改为了“进城务工人员”。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最有歧视味道的词语并不是农民工，而是“盲流”。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连年丰收，国民经济也逐渐好转，但由于土地太少，大量的农民在农闲时间无所事事。
于是，一部分农民便进城寻找生计，也就是现在的农闲务工。
当时正属于计划经济时期，所有人的生活物资都是定额的，农民进城找工作，便是与城市居民争抢饭碗，打乱了社会运行的秩序。
于是，当时的劳动就业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规定：克服农民盲目流向城市。
这个规定一出，禁止农民进城打工，便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从此，农民向城市流动被严格限制，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化结构开始形成，而这期间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也就被称为了“盲流”。
直到2003年，孙志钢案轰动全国，盲流一词和进城农民收容遣返制度，才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周硕和郑伟民，都是盲流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因为兄弟姐妹太多，而家里的耕地又太少，养不活一大家子人，所以只能冒着违法的风险，在城市里东躲西藏的讨生活。
连那个时代的官方，都用“盲流”一词称呼这个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自然也就无需多说了。
周硕对于郑伟民，是有感情的。
盲流作为非法群体，无法享受到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所以周硕连学都没上过，有限的文化水平，都是父母在家教的。
出身低微，便是原罪。
他们那个大杂院里的孩子，从小就被工厂家属院的孩子欺负，但又全都不敢反抗，因为他们的身份并不合法，一旦闹到派出所，不仅要被遣返，而且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那群孩子当中，郑伟民是个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