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因为朝廷给的薪水足够，一些原本躲到豪强麾下寻求庇护的佃户开始再次逃回来当户籍民。
朝廷给这些人编户齐民，按照流民落户的政策进行管理。
发放农具令他们开垦田地，落户前三年不用服徭役，不用缴纳人头税。
不少豪强发现这种现象后，紧急将田地租税从七成降低为六成，甚至是五成，才勉强遏制住这种现象。
当然，也有豪强试图贿赂朝廷官吏，要求官府对这些户籍民加强剥削。
想通过这种‘疏堵结合’的办法让佃户乖乖当佃户给自己种地。
但是那些受贿的官吏，常常莫名其妙的被上官发现罪状，然后被贬职甚至罢官。
有时候甚至是从成都方面发来问罪文书。
上报这些罪状的，自然是刘禅安排的东厂的人。
这个时代的豪强和官吏是很嚣张的，贪污受贿都是在阳光地下进行，手段粗糙。
东厂的探子轻易就能发现他们，只要稍微用心随便就能收集到证据。
在这样的环境下，豪强的实力是被削弱了的，而朝廷的实力则是不断增强。
官府的力量增长除了户籍民数量增长之外，屯田民的数量也在增长。
屯田制度并不是什么神器，先汉就已经有官府主导的边疆屯田了。
至今，屯田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所以若是条件允许，自然是能迅速的大力推行出去。
而条件也简单，要屯田，就要土地，就要生产人口，也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而这些多是在士族豪强手上，他们掌握人口土地生产资料。
在成都平原上，九成以上的肥沃良田都是有主的，都归属于他们，是他们隐匿了大量的户口为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