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总会自己有一座办公楼，座落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二段15号。
该会秘书长刘守信站在楼门口迎候大家。蒋綄春把双方介绍后，就随着刘守信进了楼。
进楼后，感觉空间不是很大，摆设也很紧凑，墙壁上不是书柜就是字画，二楼一个较大的房间里，摆着中间横两侧坚三组沙发。
周敬先就站在二楼沙发前面，他先和尚济民握手，之后又一一与随行人员握手。然后便和尚济民坐在正面沙发上。他们身后墙上高悬着中华民国的国徽，国徽上的青天白日旗非常醒目，国徽下则是“中华文化总会”的楷书会标。其中“华、总、会”三字，因用繁体，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一行人就随便分坐两侧，本来也不是什么外交场合。
周敬先说：久仰尚先生大名，欢迎各位来参访。
尚济民说：周先生在大陆也很有知名度啊！
周敬先说：听说你们在搞国学馆？
尚济民说：可能你们都知道了，我们正在对国学馆的建筑概念性设计方案进行招标，同时对国学馆的功能、内容进一步论证。
周敬先说：大陆的经济发展已经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近年来在文化方面的变化同样让我们吃惊。
尚济民说：两岸人同祖、书同文，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我们很重视学习台湾的经验，愿意听取周先生的高见，特别是关于王道文化的高见。
周敬先说：谢谢你们关注到我！王道是对立于霸道的，已经对立了两千多年了，但应该说总的看来，还是霸道大行于世，王道搞不过霸道，至今还是停留在一些空想层面。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预言，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就在想，中国不靠战争而崛起，若要领导世界，也不应该靠战争，而是要靠王道文化。
尚济民说：我在大学是学哲学的，多年来在党政部门工作，对理论研究不多。但目前又亟须了解国学知识，以完成国学馆建设任务，很愿意听取周先生高见。
周敬先说：当前世界上不管东方西方，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正义。这三者之间怎么平衡，是每个政府都要思考、着力解决的课题。即使经济发展了，环境保护也做到了，但对于社会正义，却都遇到一些瓶颈，甚至是开始恶化。于是有人就想，是不是欠缺第四个东西--文化？于是研究的结果是，文化不是第四个东西，而是所有东西的基础。
大家都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英国从人类文明的构建来说，在19世纪的贡献，首先要提到法拉第、麦克斯韦尔和达尔文，他们都在科学上有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工业革命、议会、现代教育、法治、金融甚至于医疗体系，也都建立了先进的制度，对世界文明确实是有很大的贡献。
0世纪的美国也同样，平民化的民主政治，对自由创意的鼓励，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登陆月球，还有科技网络发展，成就了一个美国梦神话，是很多人都向往的热土。应该说在0世纪也有重大的贡献。
假设汤因比的看法有道理，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1世纪的中国，在崛起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能不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汤因比认为0世纪的世界跟中国的战国时期很相像，大家打成一团，因此1世纪人类文明的困境，要从东方特别是儒家思想、佛法里面寻求答案。因为孔孟讲仁义忠恕，大乘讲真诚慈悲。
我个人考虑，这几年提中华文化复兴，从传统文化当中寻求精髓，跟1世纪主流思想结合，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普世价值，就是中国的王道。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弱，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就是国行仁政不在大小，小国可以行王，大国更应该行王。我们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如何既大且王。
孙中山先生在他死前的几个月，19年年底去北京之前，在日本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讲到要以王道为基础。他对日本人讲：“你们现在有了欧美的霸道文化，也懂得亚洲王道文化，从今以后对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探”。
那时日本刚刚打赢了日俄战争，在一战里面又是一个战胜国，孙中山当时高估了它对王道文化的理解，他对日本其实是有深切的期待的，当然最后肯定是落空了。
尚济民说：那时中国正是清朝统治，日本人迎合中国汉民族希望推翻满清王朝的想法，支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时不少中国人感谢日本人。现在看来，是受了日本人的骗。
周敬先笑了笑说：今天中国的复兴，既不同于英美，更不同于日本，我们一定要思考拿什么贡献给世界文明。就象当年孟子讲王道，大国都不支持。比如孟子去劝当时的霸主齐宣王，他听完孟子的话，就感觉我今天的霸主地位是硬碰硬打出来的，跟王道不沾边儿。现在英国在19世纪做霸主、美国在0世纪做霸主，也都是用战争打出来的，他们就和当年的齐宣王一样，不可能相信中国的王道。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真是一个特殊机缘，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不是靠战争手段崛起的大国出现，而且这个大国就是产生王道文化的国家。但是，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实行王道的大国呢？
西方文明的特征是“我之所欲，必施于人”，即“我喜欢的东西，你最好也喜欢”。从19、0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冲突肯定是难免的，因为他是一个很竞争性的文化，常常就是“有我无你”。
我们中国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的心态，出发点，甚至目标、手段，确实都跟西方完全不同。
当下很多东西都是孟子时代没有的，那时没有科技，没有网络，生态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危机，更没有全球化的问题，没有国际霸权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的社会正义的问题。孟子那时没能实现王道，今天要实行，确实有太多困难的问题，很不容易解决。
怎么解决政治、经济体制、分配体系。怎么施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有序发展，这些都是王道的思想。只是做经济大国还不够，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
要解决0世纪所遗留的一些冲突和问题，就要采取不同于0世纪的做法和解决方案，这必须要从不同的思维上去找。我们中华文化有深厚的底蕴，这里面有几千年的哲人的思维，这里面真的可以凝聚出一些另类思考。
我注意到大陆的领导人近年来经常引用古文古诗，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智慧。这些积极的变化，也让大家增加了信心。
尚济民说：中华文化的本质是王道文化，我感觉周先生的说法很有道理。《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根，里面有很多治国安邦之道，也有浓厚的王道气息。
我想所谓王道，好像就是主宰之道、平天下之道。修身是主宰身体，齐家是主宰家庭，治国是主宰国家，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平天下就是主宰世界。主宰不一定非要靠暴力，也可以靠德、靠仁、靠义、靠道。这也符合孔孟讲得“万物皆备于我”。
周敬先说：中国历史上，主要由汉族统治，也有几个时期由少数民族取得局部或者全部的统治。但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必须运用中华文化来统治。不用中华文化就统治不了中国。毛先生是深谙这个道理的，也是下了大功夫的。
尚济民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汉族来统治，还是少数民族局部或全局性统治，包括近百年来西风日渐，中华文化的脉络其实从没有中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