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济民离京期间，按照规矩，由排位最靠前的副职王良利主持工作。
由于尚济民经常出差离京，所以也经常出现由王良利主持工作的情况。刚开始一两次，王良利假门假势地做做样子，召集司处级会议，布置检查工作，过一过当“一把手”的瘾。后来才知道这个瘾象吸食毒品后的幻觉，美不了多会儿就过去了。又象去蹭吃别人家的剩饭，寡然无味，并不觉得特别好玩儿。再后来也就平淡了，说是主持，实际是挂个名儿，应付几天了事。只要不出什么事，机关基本就是放羊状态，一切等到尚济民回来，才又恢复常态。
这次尚济民走，说是参加画展开幕式，顺便考察台湾传承中华文化情况，以利于国学馆建设。尚济民讲得热闹，他在下面听得无趣，心里就想，这纯粹是以此为名，带一帮人到台湾转一圈儿，散散心，养养神儿。更让他心中忿忿然的，是竟然还带了陶砚瓦，这不是明摆着肯定、犒劳他嘛！
他越想越有气，就更加不想机关的事情，包括国学馆建设的事情。
这天他一上班，连新闻也懒得看了，就在案子上铺开报纸，开始无趣无味的挥毫泼墨事业。先写“王良利”三字，又写“尚济民”三字，“陶砚瓦”三字。写完一个名字，自己端祥一番，自觉是越写越潦草，越写越散漫，越写越不成体统。特别最后这个名字，他颇觉难看，心里就骂道：这是个什么鬼名字！“陶砚”已经够了，还要再加上个“瓦”，而且这个“瓦”字真是太难写了，正了不是歪了不是，怎么写怎么不对劲儿。念出来还象是“讨厌我”的谐音，“讨厌我”，讨厌死你们！
本来就是胡涂乱抹，这会儿心里别扭，写出来的字更加别扭，别说让人看了，就是自己看着，也是丑陋不堪，要神韵没神韵，要气势没气势，要规矩没规矩，要章法没章法。
就想把笔摔了，把墨倒了。可要真摔了倒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又有什么伟大意义呢？
于是就只好写啊写，正面写了反面写，弄得两面脏墨，黑乎乎一团，湿漉漉一堆，捡起来放在案子一头，一张摞一张，半天功夫，摞起半尺高，可谓成绩斐然。照此下去，很快便可“著作等身”了。待到废品收购时，更可为报纸增斤添两，做出巨大贡献。
正涂抹无聊时，李燕敲门进来，送上一个密件，是中纪委发来的，信封上写着：尚济民同志亲收。
王良利一看，淡淡地说，济民同志亲收，应该交给孙健，由他请示济民同志怎么办。怎么送我这儿了？
李燕说：孙健不在，我只好签收了。上面标着急件，又怕耽误事，就送到您这儿了，请您指示怎么办。要不我先拿回去，等孙健回来再说？
王良利一听，说：算了，既然送来了，就先放我这儿吧，等明天我交给孙健。
李燕说：好。
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她偷偷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个鬼脸。
机关大门传达室的正处级坐了一整天，马上要下班了，就一个劲儿地看手机上面的时间，一秒一秒地往前走。正无聊时，门外进来一个打扮入时、面容姣好的少妇。
而且进门就说：大爷，我来找陶砚瓦主任，请问他在吗？
正处级马上一本正经地说：你预先约过他吗？
少妇说：对不起，我没有。
正处级说：你没约他，就冒然来了，他要不在，你不是白跑了吗？
少妇脸上掠过一丝凄然，说：我怕他太忙，不愿意打扰他。
正处级更逮住理了：你不愿意打扰他，怎么还来找他？
少妇自觉输理，就尴尬地不知怎么回答好，脸一下子红透了。嗫嚅地说：我想他这时候应该下班了，正好能见他一面。
正处级依然不依不饶，说：那你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呀！
少妇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想了半天，只好鼓足勇气说：我打过了，他可能手机没电了。
正处级本来想再说：你怎么不打办公室？转念一想陶砚瓦去台湾了，她打电话打不通也合乎常理，让她打办公室也是废话，于是就不再卖关子了，干脆说：陶主任还真的不在，他出国了。
去台湾当然不是出国，但这位正处级就稀里糊涂随口一说而已，好在也没人追究他的政治责任。但这时他突然想起这个少妇好象以前来过。
少妇听了，一脸感伤和失望。说：那谢谢大爷，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正处级故作推算状，说：走了几天了，下个星期三四应该就回来了。
少妇无奈地说：那好吧，谢谢大爷。
转身就要走的当口，正处级想起陶砚瓦曾经对他的好处，再加上少妇楚楚可怜的样子，使他生出怜香惜玉之心，就说：从哪儿来啊？喝点水再走吧！
少妇马上一笑，说：大爷，我是陶主任老家的，来找过他。我还真的渴了。
正处级就指着旁边的热水器说：早看你眼熟。壶那儿有纸杯子，自己接吧！
少妇嘴里说着谢谢，就自己去热水器那里接水喝。先接了一半儿开水，又去接冷水，兑温了，喝得快。
正处级看得仔细，又指着旁边木椅说：别急，坐那儿慢慢喝。
少妇终于被感动了，说：大爷，您真好！
正处级受到年轻人赞扬，心里飘飘然起来。又问：找陶主任有事吗？上次找他的事没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