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在李东阳到来之后，谢迁肩膀上的压力小了许多，皇帝说话时不会再谢先生长谢先生短，连遗诏也由李东阳来代拟。
李东阳进宫后不明所以，皇帝龙体有恙他早就知道，但现在却是没来由突然病危，这是他怎么都接受不了的。
“李公谋”雄才大略，心有丘壑，他本对朝政抱有无限期冀，希望一展抱负，可惜他老来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整个人都变得颓废不堪，对朝政上的很多事都心灰意冷，他如今跟谢迁的想法大致相当，就是找机会离开朝廷，致仕回乡。
但弘治皇帝挽留他的心思异常坚决，在《大明会典》正式成书前，也就是头年的十一月，弘治皇帝便赏赐李东阳玉带织金衣，腊月《大明会典》正式修撰成功，到了二月，又御赐红色蟒衣给李东阳，以示恩赐。
大明历朝历代皇帝对臣子礼待优渥，便是从弘治皇帝开始的。
朱祐樘气息浑重，显得有气无力，但他对儿子的交待和嘱托甚多，口宣让李东阳撰写的遗诏只有一个中心思想：
“传位太子，以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为顾命大臣，知经筵事，萧敬接替王岳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执东厂，英国公张懋负责领衔治丧，在新旧皇位更迭之际军政大事由张懋统筹安排，五军都督府派四营人马驻守京师周边。”
可以说，朱祐樘想得非常周全，把儿子登基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想到了，他在安排顾命大臣时没有安排马文升、刘大夏这样的六部堂官，因为太子如今尚未成年，做顾命大臣的一定要是以治学和儒名见长、得到天下士子崇敬的泰斗级人物。
在这点上，刘健、李东阳和谢迁都是翰林出身，且在翰林院、詹事府、礼部供事多年，曾参与弘治立朝之后大多数礼部会试，殿试读卷官也不落下，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学子和儒官中德高望重。
至于马文升和刘大夏虽然有治国之才，也是进士出身，但始终是部堂，皇帝知道你们能干，但读书人可不会把你们当神一样供着。朱祐樘衷心希望内阁三位德高望重的大臣除了能当好顾命大臣，成为儿子的先生和指路明灯，所以让三人同时兼领经筵日讲，就是为了保持儿子学业不受影响。
其实还有一点，朱祐樘不会说，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也不敢想。
弘治皇帝之所以只安排三位内阁大学士作为辅政大臣，马文升和张懋这两位执领朝廷文官和武将体系的大臣却被排除之外，也是皇帝心中有主次亲疏，朱祐樘怕马文升和张懋会利用手上的权势，结党营私，谋朝篡位。
自古以来最难辨别的便是忠奸，许多篡夺皇位之事，都是那些皇家人眼中的“忠臣”做出来的，比如王莽，比如杨坚，又比如赵匡胤，主少国疑的情况下最容易发生篡位，朱祐樘心中也在防着马文升和张懋。
但朱祐樘的确多虑了，马文升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作为文官忠君思想根深蒂固，根本就没有造反之意，就算他造反也没多少人拥戴。
张懋是世袭的英国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虽领军政，但同样一身儒官气息，生来富贵，没有体会到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唯一想的便把自己的公爵之位传承下去，为何要做谋逆的叛贼而招致千古骂名？
自古以来造反的权臣，或在天下大乱时趁势而起，或是从朝廷的中下层官吏以及社会的中下层升斗小民爬起来，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安分之心，一旦有机会他们敢于冒险谋夺皇位，成就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