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与任何大臣商议的情况下，朱高煦下令翰林院写了两道圣旨，其中一道送往刑部、大明央行、内阁宣读；另一道给行人刘鸣。
第一份是让央行的长官、或次级长官替代进入内阁决事，内阁扩充为十人；在刑部增设“工商法提举司”，长官为正四品提举，另有编修、参议等几个官职。
提举司负责修订工商法令，但每条法令通过，要经廷议决定。职权还包括复审各地的工商业、财产纠纷、借|贷等财富相关的案件。受刑部尚书薛岩、两个侍郎的节制。
第二份则是表彰刘鸣在日本国有功，将他调往刑部，升任正四品工商法提举司提举，主持立法。
上回朱高煦增设“大明央行”，并任命宋礼为长官，也是当场决定，没有与谁商议过。但这回，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
刘鸣那份主张“与时俱进”的奏本，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时间并不长，很容易便挑起了朝中大臣的敏感神经。夏元吉、蹇义、吕震、解缙等等一干文官，当天就表现出了对此事的抵触情绪。
至于前两天还有的“废太子”旧案的风波，忽然之间就被人们抛诸脑外。
次日御门听政时，蹇义便上奏：“行人刘鸣，武德年己丑科三甲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两年有余，或不能担当四品之职，圣上三思。”
朱高煦不置可否。
翰林院的解缙立刻站了出来，径直说道：“圣上，刘鸣此人既无资历，也不见有过人之才。不过是揣摩上意、阿谀奉承之辈，写了一篇奏本，便平步青云，走的是钻营的路子。朝廷一开终南山捷径，上下诸官皆效仿之，岂是好事？还望圣上收回成命。”
顿时不少人都向解缙投去了赞赏的目光，恨不得竖起大拇指，情况非常难得。
朱高煦道：“圣旨已传视诸官，撤回则有损朝廷威严。”
他的话说得轻描淡写，但心头已有火气。稍微忍耐了一下，朱高煦又想：解缙只是敢说，他就算不说，看样子有些官员也是这个意思。
反正不管是蹇义、还是解缙，都不能抗旨，圣旨所言之事仍得执行。朱高煦便没多说，就此算了，然后叫大臣们各司其职，起身离开了奉天门。
有些朝代的中后期，皇帝对官员的人事权不再完整；可以杀官、罢免官员，但没法仅凭圣旨提拔官员；朝廷中枢官署，甚至可以把皇帝的圣旨打回去。
然而大明初的情况不一样，朱高煦延续的是太祖、太宗的规则。皇帝有乾坤独断的大权，想封谁做甚么官，一句话的事而已。
朱高煦没有太祖的精力、将所有权力都握在自己手里，但是他心头很清楚：不能轻易放开三样大权，人事、兵权、财权。
所以他懒得理会解缙等人，通过这件事、倒可以提醒官员们：皇帝有绝对人事权。
……吏部尚书蹇义今天没有去内阁，派吏部左侍郎去了。他守在吏部衙门里，等刘鸣前来领任命状、官服、印玺、安家费等规定的东西时，蹇义便授意下属，找理由拖延推诿了过去，叫刘鸣明天再来。
各衙门的办事效率本来就不高，吏部没说不给刘鸣办，拖延个三两日实属正常。
但此事显然无法一直拖延下去。因为洪武年间的中书省已经被裁撤了，六部尚书、理论上只有诸事的执行权。蹇义根本没有权力拒绝执行中枢的决策，抗旨是最蠢的法子。
今天早上蹇义先站出来劝诫圣上，诸寮必定对他寄予厚望，怎能轻易向乳臭未干的“新党”投降？何况此时仓促放手了，将来再对付刘鸣等人那帮新党，必定非常麻烦。
当然常规的办法，其实是以辞职要挟皇帝，如果一大片官员辞职，那效果就非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