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的一切内容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听证会是在资料室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由检察官亲自主持。既然舍迈克特别小组的所有组成人员都是正式的副检察官，我不禁会猜想他们之间一定会有激烈的利益之争。然而，与我的想象恰恰相反，事实证明，他们相当“团结”竟然会一个鼻孔出气。
舍迈克掩盖得非常出色，竟然没有人问我奈蒂受伤的经过。正在住院的兰格在他的书面证词中已经把事情的“经过”描述得非常详尽了。米勒在强调自己以前的那些言论的同时，还照应了兰格的“故事”检察官问我的问题，仅限于打在奈蒂身上的那关键的一枪，就这样给奈蒂事件备了案。
瓦克——拉塞尔大楼的那间办公室里的其他目击者也出席了这次审问，他们中也没有人被问到奈蒂受伤的详细经过，相反的，他们讲的主要是弗兰克赫特的死亡经过。波拉姆说，赫特非常恐慌，因为他带着出国的护照，他害怕被警察搜身搜去。肯帕戈纳则说，赫特抓住一个机会，企图从安全出口逃跑，却正赶上我走进来，他惊慌失措，这时，有人扔给他一把枪，他惶恐地扣动了板机，我就开枪打死了他。没有人知道是谁扔给他的枪，也没一个人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大概奈蒂也为此做了些安排吧！我开始庆幸审问前和奈蒂有过简短的谈话，他和舍迈克都没有难为我。
听证会就像事先安排好的那样结束了，但由于证人们是陆陆续续到来的，所以听证会十点半才开始，等到审问结束时，我已错过了和珍妮一起进午餐的时间。下午两点左右，我往她的办公室打电话，为让她白等了一个中午而表示歉意。
她说：“听证会进展得顺利吗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只是有一点点的不高兴。
“是的，很顺利。我出来时心情十分不错，真想洗个澡。”
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说：“我这儿有浴室。”
“好极了。”得到她这样的回答，我简直兴奋极了。
珍妮是个很可爱的女孩，二十五岁，体重五十一公斤，金色的秀发像起伏的波浪，一双褐色的脉脉含情的大眼睛聪明伶俐。自从三年前我们谈到要结婚以来，她几乎每周都给我一次和她发生亲密关系的机会。去年，我送给了她一枚钻戒。我和她之间的惟一问题是我不能确定自己对她的喜欢是不是爱，我也不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是重要。
我神秘地说：“我要对你做些补偿。”
她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我知道你会那样做的。”
“今天晚上怎么样？我们可以去豪华一点儿的餐厅。”
“我今天会工作得很晚，如果你想来，那就在我办公室外等我，九点半左右。我做三明治给你吃。”
“好吧，那明天晚上，去贝斯马克餐厅。”我赶紧提出新的建议。
“我要去伯高夫，那才够贵呢！”她撒娇地说道。
“我们去贝斯马克过一个特别的夜晚，我有点儿事要告诉你。”
真的是很特别，我还没告诉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她——我辞职了。
她说：“内特，我已经知道了。”
“什么？”
“我看了今天的报纸，在一篇关于枪杀案的连载文章的注脚部分刊登的。”她带着一丝安慰的语气缓缓说道。
“我我本想自己告诉你的，现在你”“今天晚上，你可以亲口告诉我。其实，对于你的辞职，我并不生气。如果你叔叔能再给你安排一个工作，那就再好不过了。”她试图尽量使我不感到窘迫。
但珍妮喜欢根据自己的愿望草率地下结论，这有时使我更加窘迫。
我只好说：“今天晚上，咱们好好谈谈。”
“好的，我爱你，内特。”
她的声音很大，一点儿也不在乎别人会不会听见。
“我也爱你，珍妮。”
那天下午，我从亚当斯旅馆搬到邦尼给我准备的办公室。邦尼早已为我安排好了，一进门就能看到靠右侧的墙边立着一个棕色的大橱柜，那是一张折叠床，橱柜底部的抽屉里放着床单和毯子。那是一张双人床，邦尼对我蛮有信心的嘛！我躺上去，伸了伸腰，它没有珍妮的床舒服，但比我在亚当斯旅馆的那张可要强多了。
盥洗室不很宽敞，但已足够我放三套衣服的了。我另外还有一个书箱和一些破烂儿，正好能放到盥洗室上面的架子上，我可以把衣箱放在地板上。
还有一个问题：我怎么才能让这个房子不像住处，而更像办公室呢？我可不愿意让未来的顾客注意到我的办公室里有梳妆用品和折叠床，那样，他们会就此推断，这是个穷侦探的办公室兼住所，那一定会对我的生意很不利。这件事确实让人头疼。
我对折叠床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我能把梳妆用品藏起来，我需要找一个大的多功能抽屉，把梳妆用品和一些衣服放在一个个小抽屉里。我想，我应该把内裤放在带“u”字母的底部抽屉里。我苦笑着摇了摇头，真有些滑稽，放弃当警察，离开了一种罪恶的生活以后，我竟然在想这些东西。当我坐在桌沿上嘲笑自己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桌上的电话。
那是一部黑色烛台式的电话，旁边放着一个新版的芝加哥市电话薄。我那扁鼻子的“小妈妈”——邦尼，想得可真周到啊！上帝保佑他！
我坐到椅子上，给道维斯银行的路易叔叔打电话。虽然我们不怎么亲密，但是一直保持着联系。这些天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想我应该和他谈谈，也许他还能帮我买两个批发价的档案箱。
我通过了三个秘书，才找到他。
他担忧地问：“内特，你好吗？”今天是星期三，而枪杀发生在星期一，我真的不记得他到亚当斯旅馆找过我，并表达过他的关心。
“我很好，今天的听证会证实，我完全是无罪的。”
“当然无罪，你应该得到一枚奖章。”路易叔叔激动地说。
“我和米勒、兰格每个人都得到了政府的许多赞赏，我想得不得奖章是一样的。”我平静地说。
“你应该受到嘉奖。”
“不，你知道，我已经辞职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吗？”
“我听说的。”
谁告诉路易叔叔的呢？
他突然说：“内特，内森。”
一定是有什么事，否则他还会像刚才那样叫我。
“路易叔叔，有什么事？”
“我明天能和你一起吃午餐吗？”
“当然，谁请客？”
“当然是你有钱的叔叔啦，你能来吗？”他的语气很客气。
“能来，在哪儿？”
“圣赫伯特餐厅。”
“棒极了！由我富有的叔叔付帐，我还从来没去过那儿呢！”
“那么，明天中午提前一点儿到那儿。”
他的话让我不太明白。
“提前一点儿？好的，你是主人，你是我惟一有钱的亲戚。”
“内特，穿得漂亮些。”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好像这顿饭并不那么简单，但我还是爽快地答应着。
“我会穿干干净净的西装。”
“我会喜欢的，我们不是单独进餐。”
“喔？”
“有个人要见你。”
原来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谁要见我？”
“道维斯先生。”
“噢，是这样，是罗斯福还是将军？”
“将军。”
我甚至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不是开玩笑吧？”
“不是。”叔叔一本正经地说。
“芝加哥最大的银行家要见我？前任美国副总统要见一名离了职的小警察？”我无论如何无法相信那是真的。
“是的。”
“为什么？”我虽然很激动但还是很迷惑。
“明天中午你能来吗，内森？”
又叫内森了。
“当然，也许咱们还有可能敲道维斯先生一顿。”
“内森，准时到。”他严肃地说。
挂上电话后，我足足坐在那儿想了十分钟，可还是想不明白。舍迈克和奈蒂要见我是一回事，道维斯要见我却是另一回事了，我怎么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我忘了问档案箱的事。
大约六点钟，我走到街上，发现等待我的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天很阴，下着小雨，人行道上湿漉漉的，只有高架铁路桥下面的伯内恩大街是干燥的。一辆汽车从伯利服装店门前急驰而过。我从邦尼那儿走到拐角的一家饭店门前，那是一座白色的建筑，黑色的招牌上竖写着几个白色的字，在霓虹外框的照射下清晰可见：宾扬饭店。这几个字下面写着“餐厅”二字。这儿的东西不便宜，但也不怎么贵，他们的食物很好吃，既然错过了午餐，我一定要来点儿比火腿更好的东西。
尽管我饥肠辘辘，但我真的付不起。我辞职后不得不动用储蓄，那是父亲留给我的一点儿遗产和我自己存起来准备和珍妮结婚时买房子用的一点儿钱。
在乘火车去北部珍妮的公寓前，我有一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我去了瞎猪酒店。邦尼也在那儿，面前摆着一个空啤酒杯，他看到我，惊讶地站了起来。
我很不好意思，他为我做了那么多，我该说些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心情呢？
我带着感激的微笑，却说：“买那么大一张床，你这个没有脑子的家伙。”
他兴高采烈地说：“去死吧！”
“我下午打电话给你，可你不在。”
“我坐火车去了大公园。我通常都是上午出去，今天下午皮安和温茨坚持让我去处理一些事。”
“原来你有事儿要办，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那张大折叠床换了。你知道，你忘记给我弄个档案箱了。”
他耸耸肩说：“他们明天会送来的。”
“你在开玩笑吗？”
他说没有。
我说：“我希望你知道，我会报答你的。”
邦尼点点头说：“很好。”
“你应该矜持一点儿。”
“我才没那么高雅呢！”
巴迪从柜台后走过来，扬了扬眉毛，带着讽刺的口吻说：“黑勒，你的电话，你的一个政府官员朋友。”
我到柜台后面接电话。
我说：“艾略特，有什么事？”
“内特，你有空吗？”
我看看表，半小时后有和珍妮的约会。
“艾略特，很重要吗？”
“我想你会感兴趣的。”
他声音压得很低，一定很重要。
“好吧，你能来接我吗？”
“是的。我在交通大厦，我尽量在五分钟内赶到。”
“很好，显然你知道我在哪儿，想停下喝杯酒吗？”
“不，谢谢你，内特。”他笑了，他喜欢装作没有幽默感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很有幽默感。
“你应该用你那辆前面有个大铲犁的卡车接我，你只要把大铲犁伸过来，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我接过去了。”
他大声地笑了起来，说：“我还是只按喇叭，似乎更容易些。”
“你很会别出心裁。”说着，我挂上了电话。
我打电话给珍妮，告诉她我会迟到，可她还没到家。
我回到座位上。
邦尼问：“内斯要干什么？”
“他没说，听上去很紧急，不管去哪儿，我们都得去。自从混乱发生以来，我一直没机会跟他谈一谈。我看到报纸上说，枪杀事件发生的当天，他和另一个禁酒机构的官员审问了被拘留的肯帕戈纳和波拉姆等人。我知道，他同这事也有关系，我本来打算打电话问问他，但我对此并不了解。”
事实上，我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躲避他，我今天本来不该去见他，但他是芝加哥为数不多的正直的政府官员中的一个，我很喜欢他，尊敬他，直到我想出解决的办法前，我还不知道是否要告诉他真相。现在，我和舍迈克玩着欺骗的游戏，我还是不知道是否应该私下告诉他真相。
艾略特毕竟是卡朋的一个心腹大患。最初的禁酒小组很腐败，一九二八年财政部对这个组织进行了清理和整顿。一九二九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没几年的二十六岁的艾略特，被选为主要负责人。为了寻找正直诚实的人，他清理了小组的个人档案，结果发现在芝加哥三百多名禁酒人员中几乎没有他要找的人，还有九个不能触动的人，尽管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行为。艾略特因此任用了一些他的人，这些人一般都很年轻，三十几岁或三十岁以下，他们从事着各行各业，其中有化妆专家、卡车司机、酒店侍者等。他们严厉地惩治那些非法酿酒和贩酒的商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引起了卡朋的注意，因为他们已搜集了足够的证据指控卡朋。
但是，奈蒂说得很对，艾略特对舆论很软弱，他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和各种努力都在与新闻界的战斗中付之东流了。因此，艾略特和他那精明强干的小组也不再期望能清除卡朋帮了，他们失去希望的原因首先是财政大臣弗兰克威尔森和警界的许多人都在帮助卡朋逃税；其次，是因为卡朋帮的活动仍然很猖獗。
五分钟以后，我听到了艾略特的汽车喇叭声，我让邦尼继续给珍妮打电话，一定要找到她，然后我就出去了，钻进了艾略特的黑色福特轿车。
艾略特开动了汽车，这时，我把上衣脱了下来。
“长官，哪儿着火了？”我问他。
他用眼睛的余光瞥了我一眼，然后忍着笑说：“你的老舞厅。”
他看上去很有气质，即使是坐在方向盘前，他都显得既谨慎又放松。如果有人这样描述某个人：纯正的挪威血统，满面红光，鼻梁上有一些雀斑，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儿，肩宽背阔，一副典型北欧人的健硕的身板，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艾略特内斯。他是个年轻的政府高级官员，只有二十九岁。他穿着一件褐色的骆驼毛大衣，里面是一套熨烫平整的灰白色西装，我们俩中间的椅子上放着他的帽子。
艾略特突然问我：“你听说过奈迪克这个人吗？”
“没有。”
“他因涉嫌两宗抢劫案而受到追捕：一宗是抢劫鞋店，另一宗是抢劫银行。”
“怎么样？”
“市长的特别小组就要逮住他了，十分钟后我们很可能撞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