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凯威把重点放在本土北方战场上,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中国本土最大的威胁。
早在几年前,即牧浩洋着手制订总体战争规划,把太平洋与印度洋设为主战场时,戚凯威就提出了异议,认为牧浩洋过于轻视大陆方向上的威胁,也因此忽视了大陆方向上的备战工作。
客观的讲,戚凯威说得没错。
比如在国内工业布局上,牧浩洋就降低了东北地区的地位,不但不再扩大东北地区的工业规模,还提前制订了工业基地内迁计划。按照他的规划,位于吉林的北方重工、位于沈阳的沈阳飞机制造集团等数十家大型工厂、以及数十万产业工人都应该在大战爆发后,转移到内地。
又比如,在本土交通网络规划中,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的铁路、公路与机场的运量与吞吐能力,仅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三、百分之四与百分之五点五,单位面积拥有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牧浩洋的规划中,除了中巴铁路、以及新藏铁路之外,新疆的边境地区竟然没有一条铁路!
这样的布局,摆明了要打防御战。
问题是,防御就能打垮敌人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没有任何一名将领认为能够通过防御击败敌人,戚凯威更是觉得牧浩洋太保守了。
当然,这也与两人之间的误解有关。
虽然牧浩洋不是陆军将领,但是作为前任陆战队司令,他对地面战争并不陌生。在牧浩洋的规划中,未来的中国陆军是一支极具战略进攻能力的地面部队,从他大力支持陆军换装地面战平台、以及研制第二代地面战平台就能看得出来。此外,牧浩洋还非常重视陆军的进攻速度,因此才会不遗余力的鼓励陆军与空军共同开发大型电动运输机,而且重新规划机场建设。
可以说,牧浩洋的认识非常超前。
在他看来,未来陆军将有本质性的变化,即不再是一支必须在地面上稳步推定的作战力量,而是一支能够在任何时间、到达任何地点、执行各种战斗、完成各种任务的高机动性战略进攻力量。
显然,在牧浩洋看来,以往的交通手段都达不到要求。
真正能使陆军发生本质性飞跃的,除了性能先进的地面战平台,就是投送能力异常强大的空运力量。
正是如此,牧浩洋才认为,铁路、公路等交通手段肯定会被淘汰。
这一点,在他对新疆与东北地区的机场规划上就看得出来。按照他制订的战前规划,新疆与东北地区的机场完全能够支撑起战略级别的进攻行动,而且通往机场的铁路与公路也能满足后方运输需求。
戚凯威不是不赞同牧浩洋的新观念,只是觉得太超前了。
要知道,以中国空军在战前的战略空运能力,最多支持两到三个集团军在前线作战,而对俄罗斯这种幅员超级辽阔的国家发动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至少需要动用十个、甚至二十个集团军,兵力投入在百万以上,前线作战部队也在六十万以上,因此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至少需要提高三倍,才能基本满足要求。
在戚凯威看来,把空运能力提高三倍,显然不大现实。
当然,这只是他本人的观点,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不是提高了三倍、也不是提高了三十倍,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比战争爆发前提高了三百倍!
这也不能怪戚凯威,毕竟在战前他不是总参谋长,只是陆军司令,仅负责与陆军有关的事情,对总体战略的了解程度远不如牧浩洋,也就不大清楚国家的战争潜力,更不清楚战争带来的变化。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戚凯威始终认为,必须在大陆战场上用兵,而且越快越好。
他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想法:与其让敌人把战火烧到自己的家园,还不如把战线推进到敌人的领土上。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几乎所有中国军人的观念。
早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军队就有类似的想法,而后来逐渐形成的本土外围防御圈就是该想法的产物。
问题是,这道防御圈并没闭合,在北面存在两个巨大的缺口。
戚凯威要做的,就是希望在俄罗斯具备足够的威胁能力之前,堵上这两个缺口,办法就是主动进攻。
在陆军的所有战争计划中,北方战争就是重中之重。
为此,戚凯威甚至可以放弃其他战场。
当然,他没有忘记为陆军将领创造更好的条件。在牧浩洋批准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二个主力集团军之后,戚凯威再次提议让虞世辉晋升为陆军上将,担任中东军团司令官。虽然牧浩洋最终说服戚凯威,让他亲自担任中东军团司令官,但是最终也签署了晋升令,由虞世辉以军团参谋长身份指挥作战。
牧浩洋让戚凯威兼任中东军团司令,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