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总参谋部之后,牧浩洋除了要跟戚凯威扯皮,还要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十二月二日,就任战争部长的第三天,牧浩洋在临时安排的会议地点,接待了来自全国的数百名企业家与企业管理者,然后在会议上打出了他担任战争部长的第一张牌:战争期间各大企业必须以保证产量为主,不得以拖欠款项等任何名义影响工业产能,并且遵守政府产业规划的统一安排。
为了增强“说服力”,牧浩洋还暗示这些工业巨子:谁不听话,谁就出局。
虽然在会议上,企业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采购款项不到位,企业将无法及时支付工人工资,无法采购工业原材料与工业设备,也就无法按时完成政府订单,但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这些中国民营资本的佼佼者都给出了让牧浩洋满意的答复,即只要企业还在正常运转,就会全力以赴的配合国家的战争政策,不遗余力的支持军队的作战行动,尽到公民的基本义务。
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第二天,牧浩洋就去见了黄瀚林,然后去找了杜小蕾。
在工业动员上,黄瀚林已经做出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政府管制,即不再以市场经济模式来运作,由政府配给与调控为住。只是杜小蕾觉得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还有很多手段没有用上。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政府提供担保贷款。
按照杜小蕾的说法,在政府的信用额度用完之后,还可以增加货币发行量,最后才轮到政府管制。
当然,对这些问题,牧浩洋也不大清楚。
他只需要一个结果:战争期间,工业生产绝对不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军队的供应必须得到保证。
显然,杜小蕾的答复没有让他失望。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在二零五二年底,中国的经济体系就已经进入战争轨道,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别的不说,杜小蕾在十二月中旬推出的担保措施,就让数十万中小企业的生存得到了保证,而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军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大战期间,一家转移到江西的浙江电子企业,所生产的惯性导航仪的几个关键零部件,占到了战争期间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家企业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名员工,到战争结束时,已有三千多名员工。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能够如此迅速的进入战争状态,牧浩洋的贡献最大。
要知道,早在二零三八年,也就是全球自然灾害结束时,牧浩洋就着手制订全国性的战争规划项目。虽然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早期则集中在装备建设上,但是肯定得于工业打交道。根据周渝生、李明阳与马明涛等人回忆,牧浩洋在制订战争规划时,首先做的就是对工业进行摸底,然后以军事需求量划分等级,以确定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而他做的这些事,在战时就是动员标准。
当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牧浩洋只负责制订总体规划,落实到细节上,以及具体实施,仍然是由杜小蕾领导的国务院各部门负责。
稳住了国内企业家后,牧浩洋还通过他的影响力,对周边国家采取了行动。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十二月七日,牧浩洋以战争部长的身份,接见了巴基斯坦、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驻华武官,首次向这些盟国提出,应该在工业生产上与中国同步,而中国则提供全面安全保障。
此后,牧浩洋还单独会见了印度的军事代表,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虽然要到二零五三年四月份,即杜小蕾在北京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会议”时,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经济整合方案,开始着手整合同盟国集团的经济力量,重新规划集团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牧浩洋在此之前的举动,等于提前给盟国打了招呼,为杜小蕾在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当时,最值得重视的,正是集团中实力仅次于中国的印度。
虽然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之后,印度一下子跌落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随后几年中,欧盟也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帮助印度进行战后重建,反而利用重建,从印度获取了大量利益,但是凭借巨大的人口规模、相对广袤的国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依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实力。
七年间,印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别的不说,到大战爆发时,印度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仅有百分之六十。此外,印度每万人享有的医疗设施也由原来的不到一座增加到了三点五座。根据印度在二零五零年做的全国人口普查,人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八岁,恢复到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前的水准。在生活环境上,印度的人均居住面积由二点三平方米提高到了四点七平方米,人均日摄入卡路里由一千八百大卡提高到二千七百大卡,基本上摆脱了贫穷。
当然,这些粗略的统计数据还不能完全说明印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