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俞大猷才攻取新加坡的第二天，张琏和沈门在港口补足了粮食净水，张琏便号称要追击逃走的葡军，连同沈门出港——他们之所以找这个借口，怕的是若直接说要去攻打婆罗，会受到俞大猷唐举等人的掣肘。
李彦直命俞大猷、张琏、沈门、唐举分水陆两路攻打新加坡，俞大猷虽有节制诸军的权力，但张琏和沈门在这一带海域都有独当一面的指挥权，在编制上他们并不是俞大猷的直系部属，新加坡攻下以后，俞大猷对他们的指挥权便告结束。张琏和沈门一边报讯，同时船只已开，理由既足，俞大猷便只好由得他们了。
卢复礼对主帅说：“这次我们骤然封港，番军几乎没有一艘船只逃出去，张琏他们追什么追？就算要追，也不用两部人马全军出动——我看他们分明是另有所图！”
俞大猷却道：“他们另有所图，就让他们图去吧。这次都督让我们来取新加坡，如今不已取得了？取得了我们便是立了大功。至于他们另外想图谋什么——只要不是谋反，就由得他们吧。咱们这边，还有许多善后的事情要做呢。”
当然，他还是给满剌加方面发去了加急文书，在书信中说明了张、沈二人的举动以及他的推测。
张琏和沈门离开新加坡以后也派了小船去满剌加，向李彦直报告说他们出港以后就发现了“紧急军情”，目前已朝婆罗赶去了。至于这“紧急军情”是什么，文书中就含糊其辞了。这时李彦直人还在满剌加，他接到两方面的战报后心下了然。
将在外，其行从权，在南海这样通讯难以保证及时、形势又一日三变的大战场上，各路兵马都必须拥有一定的独立行动权，若是一举一动都先请示了最高长官之后才行动反而要误事。张琏和沈门的行动虽有“先斩后奏”的嫌疑，但和李彦直的整体战略倒是合拍的，所以非但没有加一语之责，反而派遣军队增援，让林道乾做他们二人的后勤总管，并追授了张、沈二人在前线的临机处断权力。
张琏、沈门肚子里装着为自己的心思，做这事都是为了自己，因此行动极其迅捷！
满剌加和新加坡的易主几乎发生在同一天，这两座港城被攻击前几无征兆，而且仗一打响，港口便被封锁，因此官方都来不及将消息传递出去，虽有一些“谣传”随着逃离的小商船播扬于各处，但张琏和沈门的船队是在攻取了新加坡之后的第二天就离港，目标明确地直扑婆罗。
飞龙、新加坡与婆罗都是李氏集团故有的“南洋五港”，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以前李彦直不在时，张琏、沈门几乎每半年都要轮流到各港口跑一次，洋流、风向、礁群都了如指掌，船行如风，船队竟来的比消息还快。
这是一个混乱的大航海时代，在南洋，各派势力的船式都很杂，商船可以改造为战船，战船也常常要负担起一定的贸易功能，商船、战船常常难以靠目测迅速区分。
船式的国家风格也很混乱，比如李彦直的舰队中就有不少西式的海盗船，索萨麾下的葡萄牙海军也掺有将近四成的福船——为何佛郎机人的船队里会有这么高比例的中国式船只？原来自李彦直主张开海以来，航海需求旺盛，涌入造船业的人力物力极其庞大，使得闽南、大员、粤东的造船业发展几乎是三月一小变，一年一大变，发展到近两年，粤东、闽南与大员这个闽海金三角造出来的福船已与十年前的传统福船完全不同——这是一种综合了西洋船式、阿拉伯船式和中国船式众家之长的新型船式，不但适宜远洋航运，而且规模化以后造价也变得便宜，因此闽海金三角所产船只畅销整个东方世界，便是来到东方的欧洲人也大量地买入。
张琏和沈门的前锋到达婆罗时，港口方面还有收到新加坡与满剌加已被攻取的消息，因是从西面开来，领航员望见，还以为是满剌加或新加坡来的补给船只，，先派人来检查印信。
沈门见对方有这样的举动，便知新加坡方面的消息未到，心中冷笑，他才从新加坡来，船队中就有两艘是在新加坡港内俘虏来的船只，手头当然也握有一些搜缴来的印信，这时就派手下拿这些印信去交涉，自称是从新加坡运了粮食来准备赶往吕宋的。
那领航员见言语对路，就下令开闸放行。
这婆罗沈门不知来过多少回了，熟门熟路，闸门一开，三艘福船就开了进去，忽然瞭望台传来警戒号令——因为望见了海平线上出现了十几艘大海船。
领航员朝沈门的这三艘船高叫：“快进来快进来！出现不明船只，要关闸了！”
沈门在船上听到后对总管道：“关闸？哈哈，叫他们关不了闸！”
这三艘船上藏着四百多名士兵，一进港就冲上码头，马上去夺取码头的各处要津。
“怎么回事？”
“这批人不是新加坡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