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春吟第一次显露出过人的音乐天赋，是在木材店当学徒那会儿。那时她长得精瘦，皮肤又黑，往木堆里一钻，出来时，脸上好像贴满了绿色的纸片。听见师父叫她，她顾不上掸去满身的木屑，就抱过他怀里的板材。
中专毕业后出来工作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潘春吟比谁都清楚。她们家住在王衙弄，三口人挤十五平米的小屋。从小她最怕逢年过节家里来亲戚，人一多，房间就堵死了，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甚至于吃饭时得有一部分人下桌，转圈似的夹菜；几条胳膊硬生生地插进饭桌，还须小心谨慎，不能撞到别人，要是两肘一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夹到的菜就掉地上了，保不齐被谁踩在脚下，牢牢地粘在拖鞋底上，越磨越烂。这时如果谁掉了一粒饭籽，恐怕十双眼睛也找不到——小桌板底下全是腿，脚挨脚的，谁看得清脚下有什么？作为晚辈，她总是绕着饭桌夹菜吃的那个。这样的聚会，她觉得不参加也罢，她宁可一个人清静地喝粥。不仅如此，因为房子实在太小，她们没有卫生间，得去弄堂口的公共卫生间上厕所。最痛苦的是冬天大半夜闹肚子。如果不是实在忍不住了，她死也不会起来，哆哆嗦嗦地穿好衣服，颤颤巍巍地捂住肚子，逃命般夺门而出。从家门口跑到公共卫生间大概要二十秒，然而她觉得好像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每次她都恨不得像闪电一样“刷”地飞到公共卫生间，再“刷”地飞回来，那样就不用奔赴刑场似的赶去公共卫生间上厕所了。
潘春吟的父母都是印刷厂的工人，没什么文化。从他们生下潘春吟的那刻起，他们就做好了辛苦一辈子的准备。虽然潘春吟是独生子女，可抚养起来不比条件好的人家同时对付两个轻松。用他们的话说，条件好的人家，养十个八个都不嫌累；可对于他们这样连客人来了都没地方坐的人家来说，养一个孩子就够两个大人苦了。熬了十几年，花够了伙食费、医药费、学费，总算熬到潘春吟中专毕业了，他们一合计，做父母的最后再使点力，给她介绍一个靠谱点儿的工作吧！他们虽然没什么本事，可待人接物十分真诚，心地好的朋友还是愿意帮忙的。转了好几层关系后，他们介绍潘春吟给蕺山街木材店老板凌送年。第一回见面，他们就安排凌送年在咸亨酒店吃饭。
对于拜师学技，潘春吟没有意见，何况凌送年看起来德高望重。收潘春吟为徒时，凌送年已过六十大寿。也许是因为长年伏案雕刻，他的背有些弯，不过他的眼睛十分明亮。潘春吟跟着他学了不到两年，已经有模有样了，但也有对付不了的时候。那时她就用嘎嘣脆的小嗓子朝里屋喊：“师父，过来一下！”凌送年总应着：“哪个套了？”慢悠悠地出来。别看他年纪大，一摸起木头，仿佛火眼金睛，三下两下揪出毛病；上手时，即使不看，再小的孔也不会敲漏。这可让潘春吟服气。
凌送年半圈头发白了，可喜欢鼓捣各种小玩意。国商百货进收音机时，他专程骑着自行车去排队，七月，大中午的，太阳能烤死蚂蚁。他挤得满头大汗，还是没抢到。等到人都散了，他才回去。
潘春吟在店里守着，见过了午饭，师父还没回来，有些担心。快到一点时，凌送年才踏着自行车从蕺山街口飞驰过来。进了门，他大口喘气，坐在凉椅上歇息。
潘春吟以为凌送年身体不舒服，上前问道：“师父，你没事吧？”
凌送年揪着汗衫透气，说：“国商人未老老多！”
潘春吟前几天听说国商百货从国外进了一批收音机，能听几十个频道的广播，于是问：“师父，你买到了吗？”
“没有。”凌送年拿毛巾擦汗。
九十年代的绍兴，有电视的人家寥寥无几，听收音机算是很时髦的休闲方式了。没抢到进口收音机，老的那台还在，晚上空闲下来，凌送年就搬出那台铁匣子一样的收音机，躺在凉椅上听广播。他什么音乐都听，但听纯音乐最多。潘春吟不明白师父为什么不和别的老人一样听莲花落，却听没有歌词的曲子。说来也怪，别看那些曲子没有歌词，也不知道是谁在收音机里面弹，可潘春吟听着听着就发呆了，眼前不知不觉出现各种画面，有时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有时是鸟语怡人的竹林。不知怎么，听着那优美的音乐，她的魂儿好像被揪到另一边去了。
那天晚上店里没什么客人，凌送年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流水般的音乐，好像海浪一波一波往岸上涌来。潘春吟听得陶醉了，眯着眼睛问凌送年：“师父，这是什么琴？”
凌送年说：“这不是琴，是古筝。”
原来这就是古筝！上中专时，潘春吟的同学是学古筝的，隔三岔五就听她讲“古筝怎么样”、“弹了什么曲子”，如今未见其身，先闻其音，她便在脑里幻想古筝长什么样，是像床板那样吗？
想着想着，潘春吟问：“师父，你见过古筝吗？”
“见过？”凌送年一捋山羊胡，“何止见过？我都摸过几百次了！”
“真的？”潘春吟问，“那古筝长什么样？”
凌送年拍去布鞋上的木屑，说：“像一顶长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