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晟的这一次请辞，暂时还不能视为投降，因为正常来讲，即便阁臣受到弹劾，第一反应也是主动请辞，以示清白。
甚至可以说此处还不该用“即便”，而应该用“但凡”，因为越是地位高的文臣，在受到弹劾时，就越应该及时请辞，用以昭示立场。
通常来说，皇帝在这种时刻肯定不会批准，大抵都是“温言挽留”，更有那些极受宠信的阁臣在被弹劾之后一边被皇帝温言挽留，一边还有皇帝下旨切责弹劾者，就好比高拱当年就多次受到这样的待遇。
不过，潘晟在朱翊钧的心目中地位显然没有那么高，他得到的就是单纯的“温言挽留”，既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责备弹劾者。
潘晟虽然以唾面自干著称，但终归还是要脸的，皇帝这种反应，他显然不能将之当做诚恳挽留，只好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谢客。
这也是常规操作，甚至高务实上次都搞过，意思就是我现在自己“停职反省”了，你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我已经不具备干涉能力，绝对不会妨碍司法公正。
于是皇帝也只好跟着“常规操作”一番，下旨让他“出而视事”。
一般到了这一步，如果外界对他没有继续穷追猛打，那么他就可以重新回到内阁当值了，也就意味着这次风波基本上已经安稳渡过。
然而高务实既然动了手，当然不会让他如此轻易过关——这又不是过家家，意思意思就算完了。
于是就在皇帝命潘晟“出而视事”的当天，又有弹劾递进了通政司。
这一次上疏弹劾的人比萧良誉、王庭谕两人资历稍微老一点，乃是万历五年进士、时任贵州道监察御史的李弘道。
李弘道这个贵州道监察御史为何能弹劾潘晟呢？因为按明制，监察御史的所谓某“道”，除了该省布政司外，还有兼管。比如说贵州道监察御史，按《大明会典》记录，他的职责就是“掌理贵州布政司、按察司及都指挥司，协管吏部及直隶苏州、河间、顺德三府督察事。”(注：其余各道也都有不同的“协管”，此制度是为了避免某部、某地只需要面临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监督的人多了，就不好“打点”了。)
李弘道所以弹劾潘晟，正是因为他协管苏州府。他弹劾的理由是，发现潘晟的侄儿近期平白得了一批海船，并且停靠在苏州的某处私港。(注：此时的苏州辖区与后世有所差异，简单的说就是大了一些，有河口港。)
李弘道就此认为其中必有问题，因此弹劾潘晟借身份权位谋取私利。
大明朝的监察御史历来有很多特权，这是此前多次提过的，比如此番就是典型的“风闻奏事”——李弘道没有拿出任何确凿证据，仅仅是听说潘家多了一批海船，就能名正言顺的弹劾一位堂堂阁臣。
不过，其实李弘道并不是拿不出证据，如果有必要的话，高务实完全有能力提供给他更加详细的数据，甚至可以帮他搞到参与此事的某些中间人的口供，乃至于让这些人反水、出面作证都。
这种罪名对于中间人来说是不致命的，高务实完全可以花钱“说服”他们，他们也一定乐意被高务实如此说服。
只不过没必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