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不非刑杀人，这既是自我克制，且对于那些心怀忐忑的武将，也是一个友好的信号。
皇帝崇尚以法治国，也不曾不教而诛，只要遵纪守法、安守本分，也就不用担心受到惩处。
黄立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便是纠正地方官府的判案，也尽量是有法可依，没法就制定补漏。
尽管他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但自光复以来，杀人也很少，多是流放。这与开疆拓土有关系，但多半也是他不想背上滥杀的恶名。
罪大恶极的除外，但包括那些大汉奸，也尽量是只诛首恶，家眷流放。
这样的行事原则，就与太祖迥异。
要知道，太祖杀功臣，又是扒皮揎草，又是诛灭九族，每一场大案兴起，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
比如胡惟庸案，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
郭桓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高官。“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蓝玉案，太祖不仅诛杀蓝玉一门，连傅友德、冯胜、王弼等公侯在内，一律牵连，死者达一万五千之多。
封建社会，皇权压在律法之上，大家似乎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妥。但黄立却知道，弊端极大，必须要改。
制约皇帝的未必是内阁，还有法律。所谓“王在法下”，哪怕不是那么彻底完全，也给皇权戴上了笼头。
“南掌派使者至云南，贡方物及银器，请求内附。”黄立放下朝鲜之事，又接着阅看奏疏，沉吟着说道：“方光琛认为可顺势接纳，派驻军队。”
元朝统一中国，在“景咙”地方设置“彻里路军民总管府”之时，“猛老”和“八百”（原兰那）已经分离出去。
随着元朝对傣族“彻里路”统治的巩固，又在毗邻的掸泰地区先后建立蒙庆宣慰司和八百宣慰司，老族的“猛老”也主动向元朝“入贡”。元朝随即在老挝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
明朝取代元朝统治中国后，老告土官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就两次到明朝“朝贡”。其时，“麓川、缅甸、车里、老挝、八百皆内附，准为宣慰司”。“
老挝宣慰司建立之后，对明朝的入贡最勤，联系最频繁，共向明朝入贡达三十多次，是云南省管辖的土司中入贡数最多者。
万历四十年，老挝再次入贡方物，言印信毁于火，请复给。朝廷再颁老挝印，但这次之后，便中断了来往。